《文艺报》| 贺绍俊：河北青年小说创作的“三原色”——读焦冲、张敦、贾若萱的小说

焦冲、张敦、贾若萱是河北的三名青年作家，两名“80后”，一名“90后”。我最近集中读了他们三位的作品，这些作品给我提供了一次更加清晰地认识河北文学的机会。我不敢断定他们在河北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具有多大的代表性，但他们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勃勃生机无疑让我感受到河北文学的美好希望。他们是河北文学的“三原色”，他们的组合与交融共同描绘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

三原色是借用美术术语，指色彩中不能再分解的三种基本颜色，这三种基本颜色是：红、黄、蓝。我们眼中的世界五颜六色、绚丽多彩，都是由三原色调和出来的。色彩能够激活人的情感反应，三原色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情绪反应，因而在画家笔下便有了不同的象征寓意。红色是激烈的颜色，代表热情、欢乐、喜庆、生命，被形容为是视觉咖啡因；红色同时也会让人联想到暴力、血腥、冲动、亢奋。黄色是太阳的颜色，代表活力、热情、青春、尊贵；黄色又是谨慎的颜色，伴随着嫉妒、压力、焦虑的情绪，让人联想起权力、斗争、色情。蓝色首先让人们想到大海和天空，代表安静、沉稳、和谐、忠诚与智慧。蓝色又是一种冷色调，含有孤独、冷漠、压抑、忧郁的意味。

【资料图】

焦冲

焦冲代表着红色

焦冲的小说有一股阳刚气，他似乎也充满着挑战一切的冲动，乐于发现现实中的矛盾和斗争，他不仅写下这些矛盾和斗争，而且往往乐于将其推到激烈的程度。在《以父之名》中，他写了一个要把自己儿子培养成男子汉的父亲。父亲暴力、冷血，他的妻子一辈子都在他的碾压下活着，儿子从小就在棍棒和责骂声中长大。小说的情节主线是父子矛盾，当父亲撕毁了他心爱的杂志并举起皮带抽打他时，他夺走皮带，愤然离家出走，从此他给自己取名马克，表示他与父亲的决裂，并独自在上海闯荡，后来成了小有影响的化妆师。母亲去世时，马克回家参加葬礼，他看到衰老、孤独的父亲时心生怜悯，便接父亲去上海一起生活，父亲此刻也开始检讨自己，父子关系似乎得到了和解。读到这里，读者大概以为作者是要探讨家庭伦理情感问题，然而家庭伦理只是一个入口，从这个入口进去，焦冲要将读者引向更加激越的场面去，这是一团烈火般的红色，令人血管偾张——他是直接对男子汉气质开刀了！《孤岛》的情绪同样激烈，富商乔目娶了空姐小姚为妻，还时常表现出他对文学的热爱，自称是作家白启书的铁杆粉丝。小说一开始便让这三个人汇合到一起，他们分别代表了财富、美貌和才华。他们似乎各自拥有让人们艳羡的东西，但作者则是要告诉人们，这些东西都是人生的负累，人们被其所制约，“终其一生为其所累，无法活得从容、洒脱”。孤岛一度成为白启书和小姚纵情享乐的天堂，而后又成为两人遭受惩罚的地狱，作者从而将“为其所累”描述得淋漓尽致。作者还特意设计了两个结尾，第一个结尾，恼羞成怒的白启书在孤岛上掐死了小姚；第二个结尾，三个人达成妥协，然后各自开启平庸的生活。《原生家庭》同样是在情感上大起大落的书写。小说写的是朱小辉与乔美琪在爱情婚姻上的聚散，矛头却指向他们的原生家庭。小说开头便呈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力。朱小辉上中学时突然被一位老师直接从课堂上拖到门外，还挨了两记耳光。朱小辉条件反射般地踢了老师一脚。这一下成为了学生打老师的重大事件，父母想尽办法才保住了朱小辉的学籍。这次暴力事件成为一个阴影埋在朱小辉的心里，永远也抹不去。焦冲虽然将矛头对准了原生家庭，但他真正要摧毁的是导致家庭不和的社会异象。《河东河西》同样是一篇火药味十足的小说。作者看似写两个农村孩子的成长，他们抱有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小就暗自较劲。作者虽然备足了火药，但他一直不动声色，让故事在平稳的状态下发展。最终，周岁延抓住了周岁鸿的命脉，仿佛成为了最后的胜者。但作者在此刻引爆了“火药”，这个“火药”就是作者对于当今社会价值观混乱的思考，当周岁延把证据U盘扔进河里时，也就意味着所谓的价值观都沉没到河底了。我很欣赏这里的色彩效果，焦冲将“三原色”充分混合，于是红色变成了深不见底的黑色。

张敦

张敦代表着黄色

张敦的叙述语言具有鲜明的风格，他追求短促的句式，这种短句式让我联想起付秀莹的小说。他们都是来自河北农村，我没有研究过，这种短句式是否与河北农村有着某种文化上的关联。但毫无疑问，这种短句式带有特别的味道。不过，张敦的短句式不同于付秀莹的短句式，付秀莹的短句式是日常生活化的，也是女性化的，它传递出日常生活的温情和过日子般的琐碎。张敦的短句式明显具有男人味，是一种见识过风雨后的不屑和淡然。因此，他的叙述是黄色的，整个叙述充满着活力，却又故意不张扬。他小说中的人物多半是在生活中漂泊挣扎的小人物，他们不甘卑微的处境，有过理想，有过奋斗，但他们多半成为了失败者，或者蜕化为“多余人”。尽管如此，张敦的内心并不会跟随着人物的失败而沉沦，他有一颗尊贵的心，这是一种黄色的尊贵。诗歌是他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意象，但往往被作者揉碎拌进庸常生活的大盘里，褪去了原有的清高。如在《别忘了写一首诗》里，落魄的许东曾经有一段写诗的经历，儿子亮亮根本不相信窝囊的爸爸还会写诗，他一再要求爸爸背出以前写的诗，许东早把诗歌忘了，儿子不满地称他是“伪诗人”。在小说中，诗歌始终是一种虚幻的存在，却又是人们勉强的精神支柱。在《你看不到的诗》里，张敦更是强化了诗歌与现实的尴尬处境。小说里的主人公仍叫许东，他莫名其妙地撞进了一户人家，被这一家人揍晕了过去，乘车时在本子上写的一首诗也被撕了个粉碎。逃跑的诗人，撕碎的诗歌，呕吐的食物，这一组意象具有一种黄褐色的效果，焦虑不安中蕴含着一种报复的冲动。张敦的小说带有些许野性，夹杂着粗陋的俗语俚句。小说的基调并不激扬，也不明亮，看似有些阴沉，却通过强烈的反讽、戏谑和自嘲，彰显出一种解构的力量。这一切大概都算得上是黄色的情绪表现。

读张敦的小说，最初印象也许会是有些消沉、颓废，作者更多的笔墨用在写人性的阴暗上。他的小说里并不缺乏暴力、犯罪、死亡之类的东西，但他往往将其进行弱化处理，这一点显然不像焦冲的红色。《带我去戈壁》分明写了一个谋杀的故事，租住在一个老太太家的一对情人因为受不了老太太的霸道，竟设法将老太太害死了。但小说并没有凸显谋杀故事的恐怖和血腥，而是借此揭露人际关系恶劣的现实。张敦更是将故事作了荒诞化的处理，让老太太的灵魂来敲门，她要求两位年轻人给她寻一个更安静的葬地。小说叙述于是进入到一个似真似幻的情境之中，在这种情境中，人们的交际关系也变得友善和理性。这篇小说代表了张敦的典型特点，他的小说尽管野性、消沉、颓废，尽管是以解构的方式面对现实，但作者的内心仍然亮着一盏善和美的灯，于是，我们也能在他的小说中感受到一股温暖的气息。善良与温暖，这恰是黄色的明亮点。

贾若萱

贾若萱代表着蓝色

贾若萱是一名“90后”，也许说她已经形成了成熟的风格还为时尚早，但她的小说仿佛有着统一的调子，这是一种忧郁的、孤独的蓝色调子。贾若萱的叙述是平缓的，就像是风平浪静的大海和飘着白云的蓝天。当然这只是叙述的表面，在叙述的里面，往往酝酿着一场风浪或者一场暴雨。贾若萱也偏爱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讲故事。

孤独是小说的重要主题，特别是当孤独成为城市发展中无可避免的“流行病”后，在我们的城市叙述中，弥漫着浓郁的孤独气息。但当我读到贾若萱的《凤凰山下》时眼睛一亮，这是一位“90后”对于孤独的诠释。小说写了三个女性，她们的生活态度迥然不同。李芳循规蹈矩，认真处事，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是个有原则的人。但正因为是她的有原则，就使得她在这个原则几乎形同虚设的世界里变得很尴尬，她难以理解现实中所发生的一切，也难以与别人沟通。贾若萱对孤独的刻画非常特别。她写到李芳从父亲去世后再返回学校时，就觉得心上出现了一个洞，这个洞里“仿佛散发着酱缸里又酸又臭的气味，令她难以忍受”。这其实就是李芳的孤独感愈发强烈时的一种心理感受。朱丽是一个思想解放很彻底的女性，她对性爱也持非常开放的态度，直到有一天，她痛苦地说出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时，孤独便来占据她的精神空间了。戴月美又是另一种类型，她早早地将自己嫁给一个富豪，自我感觉非常幸福，但事实上别人无法懂得她内心的孤独，有时她偷偷去酒吧，“故意装得醉醺醺的，等待某个合乎心意的男人带她去酒店”。贾若萱真实呈现了不同女性的孤独，但她用意还不在此，她在思考，为什么她们会有孤独感，她以为这是因为她们没有寻找到有意思的事情。她设计了朱丽的转变。朱丽后来把兴趣转向学习和写作，但是，当她满怀热情去做有意义的事情时，却发现没有人对有意义感兴趣。这使她很迷茫。贾若萱果断地选择了契诃夫作为她的代言人，因此她在小说开头专门引用了一段契诃夫的话。契诃夫的被冷落是一个征兆，它揭示了如今一切有意义的东西都变得没有意义。这大概是最让贾若萱困惑的事情，当孤独感需要有意义的事情去克服时，我们却找不到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了。贾若萱在这里触到了社会的另一个症结：虚无感。孤独感往往与虚无感相伴而生。贾若萱的另一篇小说《圣山》不妨说就是写虚无感状态下的日常生活。

爱是贾若萱小说的另一重要主题。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暴雨梨花针》，这是一篇非常精致的小说，作者对于爱的困惑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说写到了很多种爱的类型。父亲一生风流，但他对婚姻非常重视，这是他第三次举行婚礼了，他与第三任妻子给人感觉恩爱有加。胡瑾芳和蒋绘这一对表姊妹在爱情观上则是水火不相容，胡瑾芳相信真诚的爱情，蒋绘则完全是游戏爱情的态度。她们按照各自的爱情观生活，似乎都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很满意，但是后来都发生了反转。蒋绘终于与一个男人保持着固定的关系，她对两人的同居生活相当满意。胡瑾芳却走到了离婚的一步。小说结尾，开往医院的路上，蒋绘帮助胡瑾芳在车上诞下了一个女孩，按照离婚协议，这个女孩以后将跟着母亲一起生活。这是一个女性主义意识非常鲜明的情节，我们可以对其做多种解读和阐释。这个新生的婴儿意味着什么？是爱情的结晶？是女性自由的宣言？是婚姻的终结？是生命比爱情更可贵？怎么阐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一名“90后”女性作家的坚定和决绝。

来源：《文艺报》